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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為可稅前扣除的合理工資薪金？金融業稅務檢查又一焦點
近日，沈陽市國資委發布的《關于盛京銀行市管干部年度薪酬超標準部分退回有關問題》顯示，盛京銀行黨委書記劉彥學，黨委副書記張濤，工會主席徐成2016年、2017年因多發薪酬被要求退回共計近1900萬元。目前尚未有公開報道明確盛京銀行對這一退薪事項的稅務處理，但其中涉及的合理工資薪金標準的界定問題值得我們思考。
根據該則新聞的報道，按照《沈陽市深化市屬國有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的意見》（沈委發[2017]39號）規定，經測算市屬國有企業正職負責人2016年度薪酬最高不得超過72.7萬元、2017年度薪酬最高不得超過75.61萬元，副職負責人按正職負責人0.6—0.9倍確定。因此，盛京銀行相關高管退回的薪酬，為超過沈陽市國有企業負責人薪酬標準的部分。
那么在這一退薪問題的稅務處理上，究竟應當以何種標準來界定稅務上的“合理工資薪金”？以盛京銀行的高管退薪情況為例，我們分別從企業所得稅與個人所得稅兩個方面來進行分析。
一、企業所得稅
對于合理工資薪金的界定標準，按照《關于企業工資薪金及職工福利費扣除問題的通知》（國稅函[2009]3號）的規定，對工資薪金合理性的確認，可按以下原則掌握：
（1）企業制訂了較為規范的員工工資薪金制度；
?。?）企業所制訂的工資薪金制度符合行業及地區水平；
?。?）企業在一定時期所發放的工資薪金是相對固定的，工資薪金的調整是有序進行的；
?。?）企業對實際發放的工資薪金，已依法履行了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義務；
?。?）有關工資薪金的安排，不以減少或逃避稅款為目的。
在上述案例中，鑒于盛京銀行為港股上市企業，我們假設其制定了較為規范的內控與薪酬制度，相關高管的薪酬水平亦符合行業或地區的水平，且銀行在發放薪酬時已經按照稅收規定進行了合規的納稅申報，但是由于沈陽市委制定了相關企業負責人的薪酬標準，銀行發放的薪酬超過了該標準，稅務機關可以根據相關限薪標準，認定超過標準發放的部分為不合理的工資薪金，不允許銀行將超過標準的部分在企業所得稅稅前扣除。因此，在以前年度發放時，該部分工資薪金不得作為銀行的費用扣除。而在2019年該工資薪金退回時，由于銀行前期并未將其作為費用扣除，且退回的薪酬未進入銀行，因此銀行無需進行稅務處理，不需要補繳企業所得稅。
在金融業的稅務檢查中，特別是針對國資委出臺明確限薪標準的國有銀行，超標發放薪酬的企業所得稅扣除問題是當下檢查的一個焦點問題，國有銀行、商業銀行等均需要結合相關政策薪酬標準，對銀行高管的薪酬扣除問題進行審核。
2.個人所得稅
按照前述情況分析以及新聞報道，沈陽市國資委還對盛京銀行高管薪酬納稅問題進行了明確。按照《沈陽市國資委出資企業負責人薪酬管理暫行辦法》（沈國資發[2017]132號）規定，企業負責人的薪酬為稅前收入。而目前盛京銀行3名市管干部薪酬實際為稅后收入。所以三位高管退回的薪酬共計1892.7萬元均為稅后收入，那么退回的收入對應的已扣繳個人所得稅能否申請退還？由于超標發放薪酬而被政府部門責令返還，究竟應被認定為薪資的返還，還是類似行政性的處罰呢？這是一個值得進一步明確的問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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